【哲學星期五＠高雄】成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戰後國語文運動如何影響台灣文學與歷史書寫？
法國大革命之後，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各國政府紛紛展開以語文統一為旨的國語文運動，藉以凝聚民族意識。1862年俾斯麥出任德國首相，訂定嚴格法令，指定歌德、席勒等德國大文學家造成的「文學的德語」；1870年德意志帝國建立，開始了規模空前的語言民族化運動，是國家強力推行國語文運動的先例。
20 世紀台灣曾經歷兩度「國語運動」：第一次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殖民政府推動，第二次則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展開。台灣在日治時期的「國語」指的是日語。為了落實台灣人做日本國民、效忠日本天皇，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語運動、嚴禁講台語，以順利推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解釋臺灣教育令制定之目的強調：「要之臺灣之教育，在於觀察現今世界人文發達之程度，啟發島民順應之智能，涵養德性、普及國語（日語），使之具備帝國臣民應有之資質與品性」。
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為了消除日語在台灣常民生活的影響力，於 1946 年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簡稱國語會），大力推行國語運動。1951 年教育廳下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聘請教員時，亦要求考慮其國語程度，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1960 年代之後，日語在台灣的影響力已大幅減弱，台灣本土語言成了影響國語推行的最大因素，國民黨政府於是加強對母語的控制；校園內「講方言掛狗牌／罰錢」的國語文教育措施至今仍是許多台灣人熟悉的求學經驗與記憶。1972年起，政府更規定電視台的台語電視播放時間不能超過一小時。1975年台語白話字聖經被沒收。1976年立《廣播電視法》公布，其中第 22 條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
1980年代初期，黨外反對運動所激發的「台灣意識」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推動「本土化」的基礎。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所產生的文學，也終於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從「鄉土文學」「正名」為「台灣文學」。從日治時期開始，「語言」在台灣民族認同形成的過程中成為一項充分條件，使得台灣的文學與文化實踐無不與「台語」、「台灣話」息息相關。
究竟被戰後國民黨官方所改稱的「閩南語」，或客家族群所稱的福佬／鶴佬／河洛話，如何在日治以來的台灣歷史當中成為「台語」、「台灣話」？為什麼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包括台語在內的本土語言文學反而被「消音」，卻又因為「台語」的定義引發了關於族群、民族認同的矛盾與爭論，迄今仍懸而未解？
本週哲學星期五＠高雄很高興邀請台灣文史研究者鄭清鴻先生，來為我們解說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如何面對本土語言與文化經歷戰前、後的國語運動之後的挫傷，並帶領大家一起思考，在本土化風潮下，台語文學掙脫「方言文學」以來的發展，對台灣人追求主體性、自主性的民族認同，提出了什麼樣的反省與展望？
【與談】鄭清鴻｜台灣文史研究者、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成員
【主持】劉燕玉｜哲學星期五志工
【時間】 2017 年 05 月 26 日（五）19:00 ~ 21:00
【地點】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主辦】新浜碼頭藝術學會、哲學星期五＠高雄志工團
哲學星期五＠高雄志工團：
【策劃行政】翁嘉昀、林宏軒、楊柏賢、劉燕玉
【海報／攝影】黃靖文、黃盈昇、蘇峻弘、陳虹而
【器材／場地】黃上容、傅筱雲、楊堯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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