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她問向南風時。」

：以「南方」思考權力意識

文| 林幸褣

粉筆白線在黑色板上左拐右鑽，圍成一個不方不圓的長型。

孫仁貴轉身回來，問台下這群十歲上下的男孩子，「各位同學，你們看這像什麼？」一個爆破大聲搶答，「大肚魚」，另一個聲音害羞而小，「有娠的查某」（台語，懷孕的女人）。孫仁貴沒有馬上公布答案，反而先糾正說，「不可以講台灣話喔！」

其實，孫仁貴一直以日語上課。

「你們在家講台語，也不要用『查某』。有受教育、有念書的男孩子，長大要當紳士，紳士講話文雅，會用『女史』或『女性』、『婦人』。」孫仁貴眼光射回發言的男孩子，男孩咪咪憨笑，一邊摸了自己的平頭。
孫仁貴撐開左手掌放回黑板，「這是我們住的島，台灣。」右手拿粉筆往台灣島圖的南方一點……

—— 陳柔縉《大港的女兒》

展覽海報（圖片：林幸褣提供）

今年初在火車上接到駿朋的邀稿來電時，我正好在翻閱陳柔縉老師甫出版的《大港的女兒》，似巧非巧的，這本書的第一章，剛好破題去年我在新浜所策劃的一檔展覽「找尋。她問向南風時」。

我一直都對台灣昭和風景有所迷戀，這樣的迷戀源自於一個謎，我那出生於二戰前，受過日本高等教育的阿嬤的生命故事之謎。這樣的謎題難解，其一在於台灣島上的政權更迭影響了語言的使用，我不諳台語及日語，兩人說話時常鴨子聽雷，日常問候成為我們談話時的最大臨界點。其二則在於，我阿嬤從不認為自己有資格講述自己嫁入夫家後的歷史，而結婚前那煙硝的戰事回憶則令她不願多語，在這樣的情況下，無法了解祖輩故事的悲傷使我心肉揪成一團繁複的結。

而另一奇異風景則是，每每我在公園或醫院看著如我祖輩年齡的阿公阿嬤被東南亞移工推著輪椅時，我實則好奇語言的邊界為何？或者他們只需心領神會即可達到溝通？

這些問題懸在我心頭已久，在「2020新樂園Emerge 新秀策展人培力」的徵件活動中，新浜給出了「南方」一詞作為策展關鍵字，恰恰使我能借此徵件展來爬梳這好一段歷史及女性話語權的問題。我任性而沒細聞友人所提醒的「小心南方熱潮的陷阱」，反繼而讓這股南方熱往地緣及歷史的方向蔓燒，我把南方鎖定在台灣，以台灣島為主體地將問題往上向下延燒。「上」到台灣在1895年開始的日本時代，以及日本將台灣作為南進政策之第一跳島；「下」至台灣在1989年所展開的第一次南向政策，進而引入東南亞外籍人力，而外籍配偶也在20年後成為近年來移民潮的重要成員。

在這樣的歷史軌跡中，正統史學的大寫歷史（History）可以說是撐起台灣史的骨架，但真正豐富著歷史血肉的小寫歷史（history）及女性生命史（herstory）卻僅像是父權歷史結構中的破碎妝點。因此，女性的生命境運在此展覽中被包裹在南方的大議題裏，成為了展覽所欲展示的歷史的內核。

我在研究所找了幾位同學參加這次的展覽。一位是這檔展覽的協同策展人簡銘萱，而另兩位藝術家，一位是年紀長我幾歲，有好幾年攝影經驗並有著醫學背景的牙醫師侯儀芬，一位則是家庭史千迴百轉鑽到她心頭去並尚未完全從家族坑洞中爬出來的彭美綺。

當時我給兩位藝術家的功課就是：一定要田調、一定要爬梳歷史、一定要對你所掌握的這條線（兩位藝術家一人處理日治女性、另一位處理東南亞）有一定輪廓的基本認識。

展覽現場（圖片：林幸褣提供）

現在曾於日殖時期生活過的老一輩已越來越少。對我來說，每一位長輩的逝去就代表著某一種庶民史的深埋。侯儀芬很快地想到自己母親年輕時曾在六姑丈所開設的婦產科工作，那是一間位於燠熱屏東且建立於日殖時期的婦產科。她重新與自己家族的姑婆連上線，我和侯儀芬便一同到台中拜訪出生於昭和十年（1939年）的蔡雲玉女士，聽聞她如何躲過戰爭時的空襲、目睹屍體掛在電線桿的童年，而儘管在度過了如此亂世，蔡女士在我們訪談中，依舊唱起了兒時的日文歌。

彭美綺作品（圖片：林幸褣提供）

侯儀芬作品（圖片：林幸褣提供）

侯儀芬在爬梳日本女性生活史的過程中，回顧她自小就在家裡被當長男來期待，而她也憑著不服輸的意志力考上醫學系、擔任在當年為之少數的女牙醫師，如此種種生命經歷使她深諳父權系統是如何在她生命中運作。

而已經有過幾檔展覽經驗的彭美綺，迎來的卻是與東南亞人士田野的挫敗，特別是在語言這一塊。她數次與來自印尼，當時在中山大學擔任研究助理的Uswa訪談，但因為雙方母語不同，在中文與英文的對話中又無法順利地轉化語碼，使他們在訪談過程中甚至動用了Google翻譯，雙方埋首在手機的翻譯軟體中，形成一種不一定非得開口的訪談，畫面甚是奇趣。

但也因為訪談的挫敗感，讓美綺開展了她的作品方向：無法使用對方的母語對談，對方就無法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述內心所思所想，而開放東南亞外籍移工及婚配政策已超過二十年的台灣，我們什麼時候才要開始真正的聽他們說話？

由於昭和時期的女性文獻相對較少，侯儀芬因而開始思考，誰有權利書寫歷史、誰的歷史值得被記載，歷史又是由誰來詮釋、誰來揀選歷史文件檔案？這些問題，她很快地便與自己長年的攝影經驗做出連結，歷史書寫的主宰權是否如同攝影師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在被攝與拍攝者的權力不對等中，攝影師似乎獲得了事件的詮釋權。

侯儀芬作品（圖片：林幸褣提供）

侯儀芬選擇以藍曬及轉印的方式來鬆動攝影話語權的暴力，發展出《穿越南方，彷彿看見你。》系列作品。她利用攝影的藍曬法來重塑1895到二戰終戰時台灣昭和的女性生活樣貌，並挪用《台灣遺民圖》中那隻看向台灣的「手中之眼」作為對日殖時期畫家劉錦堂的致敬。藍曬法在顯影過程中的種種不可控因素（陽光、空間環境），皆會使成品產生不同的顯現效果，在製作藍曬圖的過程中，侯儀芬說：「這些在顯影過程中不確定的因素，就如同受大環境影響的日殖時期本島女性，因各種束縛及思想箝制，話語的聲音只能在時代動盪中幽微展現。」

彭美綺的《下一站，＿＿＿＿。Next Station_______.》靈感來自她通勤時在火車上感受到的語言的曖昧邊界。「一次往屏東的列車上，出現了很多來自東南亞的人，他們在車上大聲用『異國語言』交談，彷彿我才是這空間中的『外國人』，直到列車到站，廣播響起熟悉的語言，才意識到我現在身處的地方是我的國家。」

彭美綺將那次列車經驗拍成錄像作品，並以印尼文化中的伊斯蘭文化標誌Hijab（女性穿戴的頭巾）之形象做成一個巨大的白色帳篷。我們必須掀開帳篷（也就是掀開頭巾之面紗），進入帳篷（進入印尼女性之眼）才能觀看這一支錄像作品。在此，這件作品做了多層次的符碼轉換，而觀者也必須透過自身的身體進入帳篷，來思考台灣在東南亞移工及新移民的眼中，又是如何被觀看及理解？

彭美綺作品（圖片：林幸褣提供）

然而這兩組看似完全不相牽涉的作品，策展人要如何將之銜接並對話呢？在一次新浜場次的策展人培力工作坊中，一位綁著輕快馬尾的女生說：「其實，我不覺得這兩個是很遙遠的事情，因為我的奶奶就是成長於台灣日本時代的女性，而我的母親是東南亞新住民。」這位年輕的女孩提醒了我一件事：住在台灣的新二代，會面臨什麼樣的語言、文化認同，進而到自身的自我認同、家族認同甚至是國族認同呢？

展覽現場（圖片：邱駿朋提供）

我與協同策展人簡銘萱腦洞大開，將整個展間漆上紅漆，掛上簾幕，從身邊友人搜刮來可擺置於展間的沙發、桌椅、榻榻米及一個比我們團隊所有人年紀都還來的大的檜木製「菜櫥仔」。我們把展間打造成一個房間，一個面對著奶奶受過日本教育及媽媽來自印尼的台灣新二代的房間。

儘管到展覽閉幕當天，似乎都未曾聽過這位給我們靈感的新二代女孩再次來到新浜，而這間可說是對歷史霸權直球對決的展覽，希望能讓觀展者在看見所謂「他者」的同時，思考權力槓桿如何擺動、思考權力意識如何鬆動，並在離開房間（展間）時回頭探問自己：「那我們看見彼此了嗎？」。